（原工程技术学院院长章可畏）

我从1956年进入母校，至今已有56年。在母校学习、生活、工作超过半个世纪。在我的影响和引领下，我的弟弟章可表，1960年考入我校渔业电子专业。我的外甥陈文伟在恢复高考后考入我校水产品加工工艺专业。我的侄女章可表的女儿章彦绮，1993年考入我校水产科技英语专业。我大哥的儿子章无畏，原来也想报考我校，终因色盲，未能如愿。

我于1936年出生在舟山群岛定海县白泉镇，它三面环山，一面临海，这里有天赐的优质泉水，清甜可口，即使在大旱之年，井水也常年不干涸，白泉由此得名。我从小就在这良好的水域环境中戏水、游泳，捉鱼摸虾，这大概为我以后选择海洋捕捞专业，埋下了种子。

我生长在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小学校长，是全国独有、闻名舟山的民间舞蹈“跳蚤舞”的创始人，创建于1922年。现在这种“跳蚤舞”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了下来。

不幸的是，我8岁丧父，母亲一人抚养我们兄弟姐妹五人，生活陷入困境。1950年舟山解放，我正好小学毕业。离开亲人，依靠人民助学金，到定海县城读书，开始独立生活。1953年舟山中学初中毕业后，又到宁波考入浙江省立四中，即后来的宁波市第一中学。和原上海市副市长倪天增是同窗，一起毕业于1956年。他考入清华大学，我考入上海水产学院。从此，我就和水产、海洋、船舶打了一辈子交道，在水产教育事业上，贡献自己的力量。

回顾半个世纪的成长过程，件件、桩桩都和母校的教育、培养、信任、器重分不开。

一、六年学习两个专业（1956—1962）

1.工业捕鱼专业：

“海洋渔业是一项艰苦而特殊的专业，学子们要面对晕船、缺乏淡水和蔬菜，经受整天面对单调的大海，难以想象的寂寞、孤独、闭塞，远离祖国、对亲人思念的严重挑战。”（摘自《侯朝海传》）。我深感这个专业的艰苦和落后，也曾苦闷和动摇过。欣慰的是，在当时海洋渔业系主任侯朝海，以及张友声、李星颉（后调往舟山，创办浙江水产学院）、高鸿章、沈毅等一批在水产界及航海届颇有名望的老前辈谆谆教诲下，思想逐渐稳定。

学习期间，我当上了班长。我校当时有两大特点：学生生活上艰苦朴素，教学上重视实践，这在上海市比较突出，也是学生们引以为傲的。在体育上，为适应海上生活，学荡浪木，荡秋千、滚大铁环、爬杆、游泳；在专业技能训练上，如打船用节结、织网、补网…….值得怀念的是航海训练课，在学校小黄浦江码头出发，登上舢板，亲自划桨、操航，从复兴岛一直划到外滩。我们挥舞双臂，快速掠过水面，观赏着两岸风光，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高兴。既学到了技能，又锻炼了体魄，磨练了意志。这种训练课，对现在海洋大学的同学来说，是浪漫而难以奢求的。

1958年10月，校系领导把有关的教师和我们二年级的“大肚子”班男女学生，共86人，统统“赶出”校门，至舟山与渔民一起投入声势浩大的鱼汛生产。派这样多人，分散在小机帆船上，在的恶劣海况下去实习、去锻炼，这是一个既大胆又有一定风险的决定。但是，这又是一个重要而有意义的决定。这是我人生中最艰苦、最难忘、最受益的一段经历。

我和应光彩老师、李华祥同学，分配在全国闻名的吃饭不要钱的蚂蚁岛人民公社，上的是“青年号”生产标兵机帆船。在狭小的船舱和甲板上，与渔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冬季带鱼汛，几乎天天处在风浪之中，作业条件可想而知。尤其在七、八级风浪中，所有客货船都停靠码头休息，而渔民却要坚持在海上生产。一开始，我很害怕，这么大的风浪中，渔船这么小，会不会翻呀？翻了不就死了！当时思想上的斗争就似波浪起伏，上下翻腾。退？这是不可能的！只有一个字：“挺”！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整整颠簸近三个月。最难熬的是一开始的晕船，不停地呕吐。厉害时肚子都吐空了，吐出黄水。晕船比生病不知要难受多少倍，连说话、吃饭都成了巨大的负担。我曾一个星期没有一次大便。

晕船关过了之后，劳动之余，孤独地处在一望无垠的大海中，生活单调、枯燥乏味。唯一开心的是：躺在翻身都很困难的0.7米宽的床上，展开思想的翅膀飞翔：想呀，想呀……

海洋，平静时美丽动人，愤怒时可怕可憎。作为海洋渔业的学生，我对海洋既爱又无奈。但是，海洋将是自己奋斗的场所，就必须接近它、了解它、适应它，且要掌握它，开发它。将近三个月的海上实习所经历的一切，磨练了意志，冲刷了灵魂，增长了才干，获得了一笔宝贵财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