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洋大学拥有全国闻名的鱼类标本室。以此为基础，组建了中国鱼文化博物馆。那是上海市十大民族文化博物馆之一。当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栏目还作了报道。关于它的前身，还有鲜味人知的这样一段故事。

       鱼类标本室是东海水产研究所和上海海洋大学双方共建的，双方各提供一半经费。1963年，标本室竣工后投入使用，经过经年积累，模式标本已多达四、五十种。就规模来说，当时是国内第一。后准备再加一层，共三层，发展下去有望成为远东第一。这点连外宾也承认。但文革期间一分为二，设想就此中断。标本室后来只用了一层。文革中，因为无人管理，放在水槽里的标本坏了许多，有的被小偷偷走了，还有的因为家属的小孩抓蟋蟀，捉迷藏而损坏的。骨胳标本也残缺不全。

       朱先生计划组建一个鱼类资源调查组，主要任务就是采集鱼类标本，厘清系统演化、分类形态、地理分布三方面的问题。他设想，调查组每年调查一个省，争取跑遍全中国。他的想法得到了学院上下的认同。随后，朱元鼎将调查组划分为四个调查小组：软骨鱼类组，先以王幼槐后以孟庆闻为主；虾鯱鱼类组，以伍汉霖为主；杜父鱼类，以金鑫波为主；鲀形目鱼类组，先以许承玉，后以苏锦祥为主。

       50年代末开始，上海海洋大学两人一组，老少搭配，分别调查一个省的鱼类资源。1957年开始进行的福建省淡水鱼类调查是最早的，后来延伸到浙江省的海水鱼类资源，这些调查为后来《东海鱼类志》的撰写打下了坚实基础。1958年，调查组的目标转向广西、云贵川地区、闽江内陆。1963年，朱先生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协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接见了朱元鼎，明确支持朱元鼎搞“中上层鱼类调查”。还是在这次会议上，知识分子得以脱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人民的知识分子”，朱先生的干劲更足了，调查组成员的积极性再次被调动起来。

       1964年，调查组到了西沙群岛、海南岛，其中，以在海南岛内的调查最为辛苦、危险。当时参加调查的共有7个人。那时，闻名全国的五子山地区，森林茂盛，水流湍急且清澈见底。按照惯例，每到一处，调查小组要先向当地政府部门提出申请，并希望提供支持。具体地说，就是请当地公安局派出爆破专家，水产局派出一个干部随行，协助日常业务工作。说是爆破专家，其实就是帮助调查小组用炸药炸鱼。因为海南岛解放时间不长，地理位置偏僻，环境艰苦，当时苗族同胞还处在走出大山的过程中，并有“生苗”和“熟苗”之分。所谓“生苗”，就是指生活在山区，和汉族接触较少，和外部世界联系较少，习惯手上拿着弯刀，纹身，比较粗犷的苗民。为防止他们的突然袭击，调查小组成员通常要将随身携带的水壶装满福尔马林，用以防身、自卫。“熟苗”就是已经基本上汉化，和汉族能够和睦相处的苗民。

       在当地政府的配合、支持下，每到一处，调查小组事先和苗民谈妥，炮声一响，就请他们下水抓鱼。部分鱼用来制作标本，不要的或者多余的鱼，就送给苗民。时间长了，约定俗成，炮声一响，苗民都奔过来，扎猛子潜入水底抓鱼。这样的合作方式深受苗民欢迎，以致于调查小组成了最受欢迎的客人。客观上，这种调查也为苗民与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创造了机会，促进了民族交流、团结、进步，可谓一举两得。可惜的是，文革一开始，调查小组就接到电报，不得不收收行囊北上回到上海参加文化大革命，在海南的调查就此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