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维杰,生于1926年,崇明县城内人。崇明中学毕业后,考入江苏水产学校(现上海海洋大学),后进入招商局海鲁轮实习,又去“中102”、“中106”、邓铿轮实习,并参加这三轮起义回到广州。曾任“林森”轮、“登禹”轮三副。1954年当调度员,1958年任海南八所港砂矿传送带司机半年,后下放广州救助打捞局工作,并任自航式挖泥船“友谊号”轮二副。1980年起分别任“穗救204”轮、“德利”轮(6000匹)、“穗救1号”轮(9000匹)等船船长,曾参加过拖带“海南2号”石油平台工作,也参加过救助海轮工作。改革开放后,担任船舶驾驶员培训工作,培养了大批救捞人才。1986年光荣离休,享受局级待遇。

情缘海大 1946年,我进入了江苏省水产职业学校,当时学校在崇明岛。学校是抗战胜利后,从四川迁过来的,原来叫国立四川水产学校,抗战胜利以后就迁到了崇明,改名为江苏省水产学校。本来我们崇明人,老一辈学航海的就很多。现在,学校迁到了崇明,我们是崇明人,读书很方便,就都考试去这所学校。我们当时那个专业叫渔捞科,当时还有制造科和养殖科,学校总共就三个科目。在大学的时候,我们没有出海实习的机会,但是毕业之后,我有幸进入了招商局实习。 读大学的那个时候,年纪轻啊,还不到20岁,也不知道什么,就是要学就学呗,没有太多的想法。当时我们学校的校长叫王刚,他是很有名气的,是“水大忠实的护航员”。那个时候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上学还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没有熟悉的人你还上不了。那时候多亏我哥哥,因为我哥哥的关系才进去的。因为我哥哥在招商局工作,在我毕业之后,他就带我上船,但是做的实习生是自费,伙食费都要自己出的,实习的生活很不容易。 我们上学为什么要上水产呢?都是因为崇明有很多人在水产大学,都是亲戚朋友介绍进去的。当时上学很不容易,但是学习倒是没遇到什么困难,家里吃饭,也不要寄宿,学习又简单。学校就在城里,很方便,我们学校旧址就在崇明博物馆旁边,学校当时的建筑物都拆光了。 我们上学的时候,学校还很小,跟现在不好比啦。因为,原来中学、小学都在同一个地方读,所以到了大学,感觉上跟高中也没什么区别,都一个样,一直都是在那里读书的。 海上非常人生 大学毕业后,我便进入了招商局做实习生。先是在“海鲁”轮上实习,而后由于船的问题,不久就要报废,恰巧“中102”轮船缺人,我便到了“中102”轮当自费实习生。后来,1949年4月12日,我们奉命装运国民党精锐部队第三伞兵团2500名官兵和大批军事装备、通讯器材、银箱等,离开上海黄浦码头,开往福州。船上武器很多,都是国民党精锐武器,全部是美国配备的。本来是要送到厦门去的,结果撤到长江口的时候,伞兵三团宣布海上起义,要去解放区。于是,我们就商量到上海哪个港口比较好,那时候连云港已经解放,我们就决定去连云港。所以,我们就直接开到了连云港,船从长江口驶向连云港很快就到了。 到了以后,解放区还不知道,国民党的兵怎么开来啦?吓死人了,于是,机关枪一阵的扫。这一扫,我们想那该怎么办?我们就叫水手挂了一面白旗,表示我们是投降来的。知道来意之后,解放区便派了一名引水员来。他就问道,你们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讲,我们是蒋介石的伞军部队,国民党起义,我们来投靠解放区。解放区高兴地不得了,当时的军区特委书记谷牧热烈欢迎我们,叫我们靠码头,我就这样参加了“中102”轮的海上起义。我在连云港呆了一个多月,然后,上海解放了,我就回来了。回到上海以后,因为我是自费的,他们船员都去报到和补发工资,而我们自费的什么都没有。我就去找外滩招商局的“头头”黄慕宗,他说没有办法,你看现在黄浦江一条船都没有。 没办法,我就回到了崇明,在崇明呆了2个多月。当时我哥哥在香港,他随“中106”船起义后,来信让我去香港找工作。想想,呆在家里也不是办法,我就去了香港。去香港这一路上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像蚂蚁一样,很多桥被炸掉了,都是重新搭起来的,所以桥上面不敢开快。这一路走的很艰辛,没有卧铺,车上人又多,幸好没有生命危险。 到了香港之后,就到我哥哥的船上去工作。但是,香港从大陆撤退而来的私营公司有很多船,生意惨淡,很多船都抛锚了。有人就问我,你在上海起义,应该在上海安排工作,现在跑到香港来干什么?我就讲,我们起义后,他们说没有办法,我就来了香港。那时候,年纪轻,不懂,不知道那个时候自己已经参加了革命,应该安排我工作,他们说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 后来,国民党对香港实施反起义,活动猖獗,想把船弄回去。当时国民党特务很多,情况复杂。过了几个月后,我变成了公费实习生,参加了护产组织,有了职务。国民党破坏很厉害,我们要保护国家财产,情况很紧急。起义的13条水轮中,12条船已经到了广州,我们这最后一条最大的水轮“登禹”轮还没走,在香港船厂进行维修,情况十分危急。国民党特务方面说一定要想办法把我们这条船炸掉,那时候很紧张,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最后,我们决定船不修了,再修下去太危险。我们雇佣了大马力的拖轮机把“登禹”轮拖离了船厂,然后拖离香港,回到广州。 回到广州以后,我们就去南京办了一个海员培训班,一起的都是我们香港回来的,上海一部分,要培训一批人,结果培训了6个月,那时候因为船很少,只有两艘船,不需要很多船员,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广州。 再次回到广州之后,船也没有很多,后来才慢慢增加。后来,就留在广州工作,一直没有回上海,最后直到离休才回上海。我们单位现在叫海运局,先前叫打捞公司,打捞公司刚成立的时候苦的很,只有一个很小的办公室,没有几个人。现在发展的多厉害,起重船能吊4千吨的东西,南海1号就是我们单位打捞的。我们远洋通航、远洋海事、起重等等,上海的外环水道都是我们弄的。开个玩笑就是,我们什么东西都弄,只要有钱在就行。 从国民党到共产党 从国民党统治的阶段到共产党统治阶段,这两个阶段有很大不同。从解放前到快要解放的那段时间,国民党腐败的很厉害。当时的钱贬值很大,老百姓的金子都被换给国家了,而实际上是都被塞进了他们自己的腰包。物价涨的快,发给你的钱,数额大的很,那时候都用麻袋去领工资。解放之后就不同了,但是我们苦就苦在解放之后,整天都在搞运动,如果早一点不去搞运动,而是搞经济,搞科学发展,那样的话,我们国家可能就和现在不一样了。国民党腐败,被打败了,当时的知识份子都说要把国家建设好,农民分到了土地,有了自己的田地。过去都是替地主种地,而现在是给自己种地。工人当家作主了,阶级性提高了,多好的结果,这个运动,那个运动,都给搞坏了。还好,之后有邓小平,没有邓小平中国就不会发展的这么快。他使很多人幸福起来,当时有一批批很有本领的人才,都是靠他才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我们可以想一下,读书不读书,做工不做工,种田不种田,一个国家怎么能搞的好。海内外关系不好,又整天搞运动,我们几十年过来不容易,出生不好,一辈子都很苦,也不敢乱讲话。作为一个人,要人缘好,不要待人家坏,对人家要好。所以什么人都对我好,因为我对人家好,最后什么运动都没有落到我身上。 我们在改革开放前,都是内部控制使用,后来改革开放了,我就开始得到了重用。本来我一直做船上的二副做了十多年,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有了很多船,没人开船,怎么办?我来教,我办培训班进行培训。后来,我做了考试委员,自己带学生,出题目考试,改试卷给分数,什么课多少分,然后证书也由我发。很多学生都是水产学校毕业的,现在广州的好几个局里的头头都是我的学生,大学生毕业后还不能直接上船,要经过我的培训,我的考试,由我发证书。有几个学生是党员,升的很快,现在都是局长级的。上次我去广州,他们都热情的招待我们。 寄语海大学子 大学能学到很多东西,但知识的深化主要靠实践。虽然我一生没有获得什么大荣誉,但我培养了一批的航海人才,其中我认为最普通的学生,也把公司开到了非洲好望角!对于航海,学习要注意实用,最基本的东西要懂,理论方面要求并不能太高,最关键的是要具备实际操作能力。 在母校95周年校庆的时候,学校曾专门派车送我们去参观临港新校区。当时学校还没完工,但校园给人的印象非常之好,很美。对于现今的海大,建议学校可以和航海博物馆多进行合作,进行航海知识方面的交流。至于海大的校训“勤朴忠实”,我的理解是:勤业朴素,忠心实在,这就是海大学子的精神所在。 最后,就以一句话送给在读的海大学弟学妹们:大大方方做人,高高兴兴生活。
(口述:刘维杰 采访:苏舒 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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