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伍汉霖教授的办公室，只见三尺见方的案台上放着一台显微镜，桌上放着几本工具书，略显拥挤的办公桌边堆满了标本瓶，伍教授端坐于试验台前，正一丝不苟地观察着标本。尽管已经白发苍苍，但伍教授对鱼类研究的兴趣依然那么执着。“就像人一样，研究鱼也要知道这个鱼的名字，有的鱼不知道名字，有的中国很稀有，我们就把它们对照国内外的一些鱼类志，观察它们的种类，将它们重新命名编号，有些鱼还有很高的经济价值、科研价值，我们这样做，就是为了便于后人研究，更好地认识它们。” 正是由于他对海大、对鱼类研究不可割舍的那份感情，如今已经77岁的伍汉霖教授因为学校需要又回到他所热爱的实验室。
退休10年 与“鱼”相伴热情不减
问及退休10年，为什么还回到海大完成这项工作呢？“当然是出于责任了”伍老说。“几十年间，学校保存有上万种鱼类标本，其中有些标本受损了，有些标记错误了，还有一些是之前没有命名的。自从学校搬迁新校区，还剩下大概三分之一的标本需要重新鉴定。”原来的鱼类标本都是用福尔马林溶液保存，因为福尔马林对人体有害，伤手伤眼睛。这个保存方法在国外已经很早淘汰，都改成了酒精。“酒精要比福尔马林贵很多，换成酒精就要花费不少的费用，后来在学校和学院的大力支持下，标本溶液逐步换成了酒精，这样标本就能得到更好的保护了。”伍老对此感到非常欣慰。
伍老十分看重标本的价值，他认为，一名鱼类研究者，离开了标本很多工作就无法开展。“我校存有很多中国的稀有标本，全国确定的品种一共有3000多种，我们校已经有了至少一半以上的数量。”伍老介绍说，“鱼类差别不大，有些只在花纹上有些许区别，我们得用显微镜仔细观察，每天的工作在旁边的人看待就是枯燥无味，如果不感兴趣的话，一个礼拜就受不了了，所以没有恒心，坐不定的人就做不了这种工作。” 如今伍老在校每天工作数小时，为了早日将标本整理完，晚上干脆就在校招待所休息，周末才回家。
和明仁天皇的交往
伍老曾经承担《福建鱼类志》的虾虎鱼类研究和编写。虾虎鱼类是一群腹部有吸盘的小型鱼类，种类繁多，研究难度大。伍汉霖从国外学报中了解到明仁天皇是日本著名虾虎鱼类学家，发表了许多论文。1979年伍老写信给他，求教有关虾虎鱼类分类研究中的问题，很快收到了天皇的回信，信中不仅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还表达了加强联系之意，从此开始了他们的学术交换。
“从79年开始，当时我们学校还在厦门的时候，我就和日本的天皇取得联系，他是当时日本很著名的鱼类学家，有些鱼我不认识就请教他。他与我的交往保持至今，己有30余年。”十年后，1989年3月份伍老首次应邀访问日本，在明仁天皇的赤坂东宫御所鱼类学研究室作短期虾虎鱼类研究。期间明仁天皇曾3次接见了他，了解中国鱼类学研究机构、鱼类学家的研究情况，交流研究心得，讨论虾虎鱼类的研究现状。“第一次和明仁见面，是在他的皇宫里，专门去看他的虾虎鱼标本，去了之后得到很多资料。因为有共同的爱好，我们谈起来也很亲切。”09年我校的几位老师也同伍教授一同前往晋见天皇。“明仁天皇和我同岁，比我大半年，我去了之后，亲自见识了他的一丝不苟，治学态度的严谨，到现在为止，我和他已经会面过12次。”说到这里，伍教授又拿起了身边的一本书，说：“这个就是他当年送给我的。”伍老打开书指着书里的一些鱼标本图片说：“这些都是他自己手绘的，这些资料是通过日本专家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见证成长 寄托希望
忆及如何走上鱼类研究之路，他感叹道：“1950年由于没有钱念高中，又想得到更多的知识，恰逢我校招生的免收学费，我就报考了捕捞系，从此与水产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经历了我校的次次更名与搬迁，伍汉霖教授与海大共同成长。在伍老眼中，他最感骄傲的事情就是自己的作品能够发表，不仅是国家能够认可自己的研究成果，对学科来说也起到了很大帮助。第二个就是和明仁天皇的交往，伍教授是中国唯一的在学术上与日本天皇取得交流的学者，这也是海大的骄傲。
退休10年间，伍教授出版了5本重要著作。伍老随手拿起身边一本厚如辞海的鱼类志，主编的名字就是伍汉霖，这是和台湾方面合作出版的一本鱼类志。“另外我主要研究毒和药用鱼类，又出了《中国有毒和药用鱼类新志》等两本专著，这些著作对以后的科研工作有很大用途。”谈及对海大学子的希望，他表示，“我唯一希望的就是学生们的基础知识要打好，我们当初在50年代时，就是基础打的好。基础打牢了，工作起来才能得心应手。”
（撰稿：谢晋文 胡崇仪）
